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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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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h西朱范村立村探源

作者：發布時間：2013-05-31 23:08:12

沿327國道的起點連云港市出發，一直向西行駛至蘇魯兩省三縣（東海，贛榆，臨沭）交界處，緊靠路南，有一處村落，名叫西朱范村。這個村，因清朝末期出過一位由雇工身份，一直做到江西南贛鎮總兵的王得勝而名噪一時，更由于1942年期間，劉少奇同志在這里入駐時間長達四個多月，親自指導過中共山東分局、山東縱隊、八路軍115師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工作，而成為紅色村莊，聲名遠播。

那么，西朱范村是怎樣形成的？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歷經數百年，它又是如何發展、變遷、延續的？筆者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鄉人，長時期對其有過深深的疑問，并產生對它的發展史，欲一探究竟的強烈興趣�，F依據祖輩代代口耳相傳、史料記載及民間家譜所載，對西朱范村的形成脈絡進行大致梳理、探究，供研究史家予以參考、補充、完善。

西朱范村，亦稱朱范村、王朱范村。之前，又稱之為朱樊村、諸樊村。再早，則稱為半路屯。1971年5月前隸屬山東省臨沭縣蛟龍灣公社管轄，再早，就是王得勝生平碑碑文所記載的：“余世居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朱樊村。”沂州府就是現在的臨沂市，蘭山縣成為目前臨沂市的一個區。

在西朱范村未真正形成村落規模之前，只能稱之為屯，或散戶。原因在于，在明太祖洪武年間，這里僅有諸、樊兩姓氏，十余戶居民零散居住，兩姓各取其姓氏為相融合為諸樊村，后來不知是因為諸、樊兩姓他遷異域，或是后代自然根決之故？現諸、樊兩姓在西朱范村已不復存在，朱范村只是后人對諸樊村諧音的延續。

在村名稱呼上，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時任八路軍115師政訓處副主任肖華同志，在1981年第十五期《紅旗》雜志上發表的回憶文章《難忘的四個月——憶少奇同志在山東》中，提到西朱范村，將當時的諸樊村誤寫為諸繁村，就是取其音同之故。

從西朱范村所處地理位置及歷史隸屬關系看，在周滅商后，臨沂地域主要分屬齊、魯兩國。齊國疆域最初只在今山東北部，魯國重點區域在曲阜，另有部分疆域在泰山以南，兼涉現在的河南、江蘇、安徽三省之一隅。西朱范村為江蘇省最北端，屬魯國所轄。清屬山東蘭山縣，民國初年劃郯城縣，1941年8月臨沭建縣，屬臨沭縣。后因石梁河水庫提升，屢淹西朱范村，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在賠償問題上，事關江蘇、山東兩省，存在極大不便，經國務院批準，于1971年5月劃歸江蘇省連云港市東�？h南辰鄉管轄至今。從時間上看，西朱范村幾千年來一直隸屬山東轄區，劃歸江蘇省東�？h僅區區不足四十年。

西朱范村真正的形成，一直有兩種說法。其一為“裁海流徙”說。在王姓家族未入住西朱范村之前，原居住海東當路村。海東是指現今的江蘇省連云港市沿黃海的云臺山一帶地區。據《云臺山志》記載：“云臺山以向在海中……清康熙四十年后,海漲沙淤,渡口漸塞，至五十年，忽成陸地，直抵山下矣。”雖然云臺山就此入了陸地，但史書上仍稱這一帶為“海東”。當路村，位于云臺山之南麓五華里處。這里北通云臺山主峰花果山，南望千里蘇北平原，風景優美，氣候宜人。農有沃土可耕種，漁有臨海之便利。王姓家族世居于此，安居樂業。

自明朝初年起，海東一帶經常受到海外倭寇的侵擾。據《籌海圖編》記載：僅明太祖洪武年間，海東一帶遭“倭患”達七次之多。為維護明王朝對海疆的統治，朱元璋下令“寸帆不準下海。”這一禁令雖然稍有效果，但備使沿海百姓大受其苦，不得安生。在生活所迫之下，部分居民“市通轉寇為商，市禁則轉商為寇”，想方設法應對官府。朱無璋見禁令失效，進而采取更為嚴厲的“裁海”政策，下令漁民一律遷往內地。

明王朝的“裁海”政策，實際上就是對漁民的強行驅逐，由不得個人的任何違抗。各地官府對遷移的的居民，既沒有沿途食宿的照顧，也不為遷民劃定固定居所，任其他們自己擇地定居。

當路村的數千戶漁民只好背井離鄉，扶老攜幼往內地流徙，本來相處融洽的各村百姓按各自的意愿，分散于四鄉八村，各顧安命。在這些成群結對的流民中，當路村的幾戶王姓人家便來到了山東省蘭山縣境內東南角。這里距他們的家鄉只有百公里的路程，地廣人稀，土質肥沃，彼讓他們滿意，于是就此擱腳落肩，安居此處。這些流民的到來，加上原有諸、樊兩姓十多戶人家，形成了較具規模的小村落，后歷經明、清兩代至今，達六百余年，子子孫孫相繼繁育衍生，形成較具規模的大村莊。

另一種為“家譜記載”說。這與明初時期，朱元璋為醫戰爭創傷，發展生產，恢復中原經濟，而采取的“寬、狹鄉之間的移民”政策有關，即從人口稠密的地區遷民于人煙稀少的地區。

臨沭一帶屬龍山文化區，歷史上雖屬古州郡縣之邊陲，但城邑、村莊較密，蒙古貴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實施暴政，靠武力征服漢人。長期的戰亂，致使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戰亂之地雞犬一空，村莊城邑多變成廢墟，累至元朝末年，形成地曠人稀的局面。據《明史》記載，元末明初“山東、北平數千里沃野之土，自兵燹以來盡化為蓁莽之地，土著之民，流離軍伍，不存什一。”加之自然災害，如洪、旱、蝗、瘟疫、地震等連年不斷，造成山東包括臨沭在內民不聊生,十室九空,，“荒無人煙”的史實。

明初，朱元璋對天下來朝之府州縣官說：“天下始定，民財力俱困，要在休養生息。”（《明史·本紀》）為此，他采取安邦定國，寬狹移民的重要措施，大量山西洪洞縣人被遷入山東境內。而據對臨沭一帶族譜碑碣的考查，臨沭這一地區，從海東當路遷民者更多。

1980年，臨沭縣第一次地名普查，全縣共有村莊527個。根據本縣碑碣家譜等史料，確立了明代立村的村莊有324個，占全縣村數的61%，其中從海東當路遷來立村者達120多個，占明代立村數的37%。夏莊《高氏族譜》載“我高氏始祖前明之初由海東卜居于郯之夏莊”；黃峪《李氏族譜序》載“吾始祖來自海東當路……”這在西朱范村的王氏族譜上亦有類似記載，但所記載遷移原因卻有很大不同。

王氏族支龐雜，脈絡紛繞。西朱范村王姓屬連云港當路村三槐王氏。三槐王氏是當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聞名天下，枝繁葉茂，子孫散布于海內外。王祐為第一始祖。宋太宗時，知河中、開封二府，以病請告，拜為兵部侍郎。

關于三槐王氏，有其歷史記載：北宋時期，名將符彥卿被告奸臣誣告謀反。宋太祖即派晉公王祐至大明府代其要職，并許諾等待查清謀反之事后，便將趙普的居第賜給他。趙普為宋初名臣，歷相兩朝，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榮，封魏國公。

王祐經周密調查，認為符彥卿為奸人所害。在宋太祖御駕親察時，王祐即據實為符辯誣。然而，宋太祖寧可信其有，不愿信其無，對王祐的調查結果甚為不滿。王祐則愿以身家性命擔保符無謀反之事。這一堅持頓惹龍顏大怒。不但賜第之事成為泡影，反將王祐從大明要津遠遷荊襄。

王祐后來在天井里親植三株槐樹，說：“我雖未能得賜趙普府邸，但后世子孫必有們登三公者”。三公，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專稱。周朝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秦朝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西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意都是指位高權重的當朝最高行政，軍政，后勤長官。這一說法，在北宋時期，蘇軾蘇文中在《三槐堂銘》中也有同樣的記載，“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于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后世王氏人都以王祐辦案公道，耿介直言，不唯上只唯實，處事不泯良心，故稱三槐王氏，以《三槐》作為堂號，稱《三槐堂》。

明朝初年，朝廷施行土地分割制，凡是官居侯爵之位的朝廷官員，都以百頃、千頃良田不等加以分封，并享有子孫繼承權。這一制度致使國民百姓耕者無其田，食者無其粟，農民衣食無著，生活十分困苦。至明朝正統未年，洪災連年，洪水泛濫成災，黎民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瘟疫四伏，橫尸遍野，慘不忍睹！三槐王氏子孫，當朝丞相王達是一位愛民如子的清官，看到這種情況，悲嘆萬分，便與同朝的大員于謙一起帶頭割除舊的分封制，推行新的均田制。這一利國利民的新制度贏得了天下百姓的普遍歡迎。然而，那些失去根本利益的佞臣污吏哪肯善罷甘休，紛紛上奏朝廷，污陷于謙、王達廢除舊制，是犯上作亂，圖謀不軌。雖于、王極利辯護其利弊，然當朝皇帝軟弱無能，是非不辯，聽信讒言，當即降旨除新復舊，永昭祖制。并下旨待機嚴懲于謙、王達。

面對險境，王達自知全家性命難保，即刻密諭王彥、王璋二個兒子遠遷避逃。兄弟二人逃回故鄉當路村。事隔不久，京城傳來噩耗，于謙被害遇難，父親王達遭貶未回。為保全王氏后裔，王璋與哥哥王彥離開故土，分散逃亡。王彥逃往何處，不知所終。王璋幾經磨難，避逃于山東沂州府蘭山縣的半路屯。后娶妻孟氏生一子王財，得三孫王源、王江、王海。王璋此時喜不自勝，感慨萬端，說：“我大難不死，后世子孫必能繁衍天地間。”明成化年間，王璋故后，葬于西朱范村南小河西畔高坡之上，之后，子孫三代亡故均葬于此，王氏后人稱祖孫三代的墓地為“上王林”。自此，作為三槐堂王氏一脈從此在西朱范村繁衍生息，代代傳承至今。（王祐植槐、王達遇難及王璋避難章節均為《三槐堂半路譜》記載）

對比以上兩種說法，筆者對后一種“政治避難說”存疑彼大。一是明朝建立后，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與海外國家保持朝貢貿易關系外，其他民間海上私人貿易一概禁止。明太祖洪武時期一再下令：“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申禁人民無得擅自出海與外國互市”�！对婆_山志》載“沿海一帶地方將各島所主的村莊俱令遷移內境，云臺山以向在海中，一并禁為海外……”這在歷史文獻中均有案可查。作為瀕臨大海而居的王氏子孫為強令所迫，為生活所迫，遷移距離不足百公里的西朱范村是有可能的，這既遵持了當朝的“禁海”政策，又為隨機重返故土或探親訪友創造便利條件；二是三槐堂半路譜記載于謙、王達因田地之爭受難一事，也有彼多存疑之處。歷史上的于謙之死，好像與分田制關系不大，即使有也不足以此獲罪致死。于謙真正的死因是在景泰八年，將軍石亨、宦官曹吉祥等，趁景帝病重，發兵擁立英宗復辟。英宗復位后，石亨和曹吉祥等誣陷于謙制造不軌言論，要另立太子，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蕭維禎審理案件，判定于謙犯謀逆罪，判處死刑。英宗以于謙對國家有功，不忍心殺他，徐有貞奏道：“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遂以“意欲”謀逆罪處死�！睹魇贰份d于謙“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三是關于王達其人，查閱有關資料了解，明朝確有其人在朝為官，但此王達非彼王達。那個王達為無錫人。初以明經授訓導，入國子助教，后進侍讀學士。而家譜記載說，王達乃為明正統戍午年朝拜太子太傅，后升至右丞相。這一說法也與史料相背。丞相一職自明建時就已廢除，設太子太傅一職，為正一品，屬文職最高級別的官銜，說升為右丞相不符實際，也不合邏輯常理。再者，即便確有王氏家譜記載的王達其人，作為當朝一品大員，位高權重，在當時也不可能避過朝廷視野之外，說王達遭貶未回，不知所終，是不符實際的。筆者認為，王氏家譜所記王達與于謙同朝為官，并同謀“分田制”一說，有些牽強附會，與歷史不符，應屬記述有誤。至于其子王璋因此事受牽累而避難西朱范，最終使西朱范村成建制為村莊的說法不應成立。

綜述以上兩種說法，可以確認：西朱范村的立村時間為明朝初年,大量人口都是從海東當路遷移而來立村定居。原因概述有二：一是“政府海禁，強制遷移”，二是“發展生產，恢復經濟”。

西朱范村在歷史上有曾過三次搬遷經歷。西朱范村原址原來在離目前村莊的西南角兩公里處，也就是以上兩種說法都有所闡述的半路屯，距今有六百多年光景�，F在仍有兩個自然村在此居住，分稱袁半路、王半路。后因所處地理位置不足以容納更多村民居住，不知何時搬遷到了目前村莊前的小河南面。王得勝的大片莊園及陵墓都在那片區域內。這應該算是一次自然的、零散的搬遷。

第二次搬遷彼有些戲劇性。1958年大躍進時期，江蘇省最大的人工水庫—石梁河水庫開鑿。為防止建成后的水位上升，秧極位于上游的西朱范村，經研究，決定整體搬遷西朱范村至蛟龍灣公社李小灣村以北的北嶺上。但因當時建房物資短缺，所蓋房屋省工減料，加上暴雨侵襲，導致所建房屋80%以上倒塌，搬遷居民不得不重新回到舊址居住。

最后一次搬遷在1982年，也就是現在的西朱范村。在此之前，由于原西朱范村地勢低洼，連年暴雨不斷，石梁河水庫水位猛漲，泄洪遲滯，導致西朱范村幾次遭受水患之苦。為解決這個問題，整體搬遷西朱范村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由政府部門整體規劃、選址、出資，重建新的西朱范村。經過幾年努力，一座規劃合理，整潔劃一的新村拔地而起，成就了現在朱范村的基礎。

西朱范村在其歷史的發展長河中，雖幾經風雨洗禮，苦難波折不止，但經錘煉鍛打，愈發顯現其茁壯雄拔的身姿而昂然挺立，特別是1942年，作為山東分局、八路軍115師和山東縱隊總部所在地，劉少奇同志在西朱范村長達四個月時間里，胸懷全局，運籌帷幄，創造性，預見性地圓滿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所托付的力挽山東危局的重任，揭開了山東抗日斗爭史的新篇章，為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史寫下了最為輝煌炫目的重重一筆。而西朱范村，從此也走進了全民族解放事業的史冊里，這不能說是西朱范村人民的榮耀與驕傲！西朱范村人民也必將繼承和延續先輩們的遺風，在新的歷史時期，創造出更加輝煌炫目、和諧富裕的新生活、新希望！以更昭著的業績，譜寫新篇章，載入新史冊！

（摘自“原始之愛”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