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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115師與東海西朱范”歷史研究征文:凝心聚力 不負重托 ——劉少奇在西朱范村推動抗日大發展
作者:東海史志網   發布時間:2023-04-21 09:19:31

 康憲利

[摘要]1940年后,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軍對根據地頻繁發動大規模“掃蕩”,加上多年遇的天災,山東根據地處于危難之中;更不利的是,山東分局、八路軍第115師與山東縱隊的集中統一領導等問題也嚴重影響了反“掃蕩”和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直到1942年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專門委托劉少奇到山東分局、八路軍115師師部所在地——東?h西朱范村幫助解決問題。經過4個月的努力,劉少奇指導山東建立統一的政治軍事領導中心,調整策略方針和各方面政策,廣泛發動群眾,使山東抗日根據地迎來大發展局面。

 

東?h西朱范村曾是中共山東分局和八路軍115師指揮部所在地——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指揮中心。1942年春,劉少奇蘇北返回延安籌備七大時,在西朱范村工作了4個月,以偉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力挽狂瀾,破解了長期困擾山東抗日的一系列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給予高度評介:劉少奇同志受毛澤東同志委托,指導山東建立統一的政治軍事領導中心,調整策略方針和各方面政策,使山東抗日根據地迎來大發展局面。這段歷史啟示我們,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才能戰勝困難、不斷糾正各種錯誤,成就歷史偉業。

一、危難重重

山東地區西鄰冀豫,北依平津,東瀕大海,南連隴海鐵路,境內山脈縱橫,是連接華北、華中兩大抗日戰略區的重要通道。1940年,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一封電報中就特別指出:“發展則應著重魯蘇皖豫鄂五省,目前請特別注意魯省。”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毛澤東又先后發出了《山東根據地今后的任務》《對山東華中戰略部署的意見》等電報,反復強調山東根據地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如此戰略要地,日寇自然不會等閑視之。

1941年開始,山東抗日根據地進入最艱難的時。日軍為配合德軍進攻蘇聯,為太平洋戰爭做準備,圖謀肅清山東境內的抗日武裝,打通南北戰區,僅大規模的掃蕩就進行了29次。特別是1941年冬,日軍調動5萬余日偽軍對我魯中區采用鐵壁合圍,縱橫拉網梳篦式推進,敵人所到之處,實行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給根據地帶來重災難。1942年,日軍在山東集中的總兵力近16萬。其中日軍4.7萬人,偽軍11萬。日偽還擴大占領區,大量建設據點,把我根據地分割成”“”“字形的若干小塊,妄圖困死山東抗日軍民,一舉殲滅山東抗日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盤踞在山東,公開投敵反共的國民黨軍隊有59股8萬余人,經常襲擾抗日根據地,捕殺抗日軍民。同時,山東連續遭受幾十年不遇的旱災和蟲災,部分地區出現嚴重災荒。抗日根據地機關、部隊經常吃的是地瓜干、地瓜秧和帶皮的花生餅。每到青黃不接時,只能以野菜、樹葉充饑。在日、頑夾擊和災荒頻繁的情況下,山東抗日根據地面積日益縮小,處境極端困難。

危急關頭,中共中央為加強山東抗日的領導,先后派郭洪濤、張經武、羅榮桓、陳光、徐向前、朱瑞等領導干部和八路軍第115師主力部隊進入山東。但由于歷史等多方面原因,在與地方干部、地方武裝的融合發展過程中,集體領導和經常的會議制度一直未能真正建立起來。尤其是1940年10月以后,山東分局領導人和第115師領導人之間在對山東抗戰的戰略等問題的認識上出現了較大爭議,雙方分別向中共中央發電相互指責,提請中央幫助解決。中央多次電示:“彼此間關系必須更密切,分局、山縱、115師師部應靠攏,住近統一領導。”但是,成效不太明顯,仍沒能解決軍事統一指揮問題。在1941年沂蒙反,山東縱隊獨自率部迅速跳至外線,一度與山東分局和115師師部失去聯系,根據地軍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次反“掃蕩”,山東黨政軍人員傷亡1400余人,群眾被殺3000余人、被抓1萬余人,被搶走糧食80余萬公斤,群眾房屋基本被毀,生產生活資料被洗劫一空。至1942年初,山東各抗日根據地在日偽軍的“掃蕩”封鎖、蠶食下,面積不斷縮小,魯南根據地甚至被比喻為“一槍就能打透的根據地”,整個山東抗日根據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艱難局面。

二、受托山東

中共中央、毛澤東十分重視山東根據地存在的嚴重問題,為盡快把山東抗日工作引向正確軌道。決定委托即將從華中返回延安的劉少奇到山東幫助指導工作,以求慎重解決。

抗日戰爭時期,劉少奇曾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中原局書記、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在三大戰略區獨當一面地領導開辟根據地,是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他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卓有成效地領導了華北抗日根據地和山西新軍創建工作。他組織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出色完成黨交付的發展華中的重任。皖南事變后,劉少奇臨危受命,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同陳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軍軍部,為把新四軍建設成為黨領導下的一支抗日鐵軍作出了重大貢獻,并開創了華中抗日的新局面。1942 年2月4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指出山東“發生爭論為時已久……你經山東時請加考察,予以解決。”為了使劉少奇更好地了解山東情況,3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致電,詳細介紹了山東根據地現狀和問題。與此同時,毛澤東電告山東領導人朱瑞、陳光、羅榮桓:“你們之間的爭論,中央派少奇去山東和你們商討解決,請你們先行準備總結山東工作一切必要材料。”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少奇(化名胡服)一行90 多人,帶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重托,在115師教導旅十三團(駐華中)團長周長勝率部隊護送下,于1942年3月18日,從新四軍軍部江蘇阜寧單家港啟程,迎著料峭的春寒,曉宿夜行,機智地穿過日偽軍數道封鎖線,到達東?h安峰山下,與前來迎接的115師教導二旅(駐山東)旅長曾國華率領的部隊匯合,安全通過蘇魯交通線。

4月10日,劉少奇一行經過22 天的跋涉,順利抵山東分局和八路軍115師所在地東?h西朱范村,住進村地主大院里。他住正廳靠右邊的一間房子,用兩塊門板做床,用包袱里換洗的衣服當枕頭。正廳做會客和飯廳用,左邊的1間由警衛員居住,其他隨行人員住在附近的小灣、半路等村莊。

三、破局之策

劉少奇到西朱范村一住下,就開始了緊張的工作。他先后和朱瑞談了三天話,接著又同陳光、羅榮桓談了一天一夜,然后同山東縱隊政委黎玉談了一天,還深入到群眾中調查訪問,聽取反映和意見。他那帶有濃重湖南口音的樸實話語,使每一個接近他的人感到無比親切;他那一貫民主和謙遜的作風,令人無拘無束,暢所欲言;他那深入細致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更令人欽佩不已。經過半個多月的調查和分析研究,很快掌握了山東根據地的基本情況,找出了存在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向中央寫的報告中,劉少奇指出:山東分局主要負責同志應對在執行中央政策、發動群眾、減租減息和鋤奸政策等方面負有領導不力的責任。

4月25日至29日,劉少奇召開山東分局擴大會議,濱海區縣、團以上領導干部參加了會議。會上,他在充分肯定了四年來山東軍民堅持敵后抗戰成績的同時,明確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對中共中央“在山東爭取優勢”的任務沒能完成,在反頑固派斗爭上表現不力;二是對建立根據地的重大意義認識不夠,根據地還不鞏固;三是減租減息的開展不夠深入,基層群眾沒能深入發動和組織起來;四是喪失了一些建立政權的歷史先機。已建立的政權,未能成為真正擁有廣大群眾基礎的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五是黨的組織還不夠健全,領導不民主。針對這些存在問題,劉少奇高屋建瓴,站在抗日全局的高度對山東分局領導干部提出明確要求:第一,要粉碎敵人的掃蕩,并進行敵偽工作,向敵占區發展;第二,擊潰頑固派對我們的進攻,加強友軍工作,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第三,組織群眾,發展群眾武裝,加強軍區工作和改造政權工作。強調做好上述工作的先決條件,就是調查研究,埋頭苦干,打破主觀主義、清談主義、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到群眾中去,到支部中去,改造一切不良的作風。

4月27日,為解決毛澤東所說的“領導骨干”問題,劉少奇召集山東分局和山東軍政委員會聯席會議,專門研究集中統一領導等問題。會議決定:(一)建立山東有力的政治軍事統一領導中心,一切領導集中于山東分局,下設軍政委員會。(二)八路軍第115師師部、山東縱隊司令部及山東分局合并辦公,三個機關原有直屬隊共萬余人,縮減至3500 余人(含抗大、特務團、黨校在內),所有工廠、醫院、學校及后方勤務機關均撥歸各戰略區或裁撤,分局、師部只保留領導機關,兩個學校加強各戰略單位的工作與領導能力。師部、分局、山縱的干部統一分配。(三)山東縱隊一旅撥歸115師建制,膠東五旅亦成為機動部隊,將來亦撥歸115師。山縱其余各旅均撥歸各軍區,并將大部分散插入各地方獨立團、營。(四)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和副書記黎玉均駐115師師部,與陳光、羅榮桓一辦公,羅榮恒為主。這些措施的制定,旨在切實落實中央精神,徹底解決山東分局、115師、縱隊領導各司其職,權力分散,不能效形成領導核心的問題。

在劉少奇的努力下,黨的領導核心得到加強,班子的團結問題很快化解。5月4日,朱、陳、羅、黎4人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做了深刻的檢查,提出了整改的措施。

四、開創新局面

領導問題解決以后,劉少奇把組織廣大群眾鞏固和擴大根據地作為首要任務,進一步推動山東抗日局面的大發展。他發現,山東的群眾和農救會還沒有發生血肉相連的關系,農救會沒有權威,群眾腰桿子不硬,積極性受到了壓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貫徹執行黨的發動群眾、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不力。針對山東分局負責人忽視群眾工作的實際問題,他十分尖銳地指出,群眾運動是山東根據地各種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環。劉少奇專門作了《群眾運動問題》的報告:“脫離群眾是共產黨員最危險、最嚴重、最應該受到責罰的事情。無論哪一個黨員,也無論在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應當十分注意做群眾工作,如果忘記了這一條,他雖還在黨籍,而實質已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了。”他特別強調:“在當前,減租減息就是山東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圍繞著這一中心來做。要全黨來抓,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干部都來抓。”隨后,劉少奇又連續作了《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改造政權問題》《黨內斗爭問題》《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何謂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關于財政糧食問題》等報告,全面系統闡明以抗日群眾運動為中心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建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從而統一了廣大軍地黨政領導的認識。大家一致反映:“今后方向明確了”“工作有辦法了”,信心也更足了。蕭華形象地稱:“實際上是辦了一次很好的黨校”。他不分晝夜勤奮工作,據警衛員吳文橋回憶:“由于連續幾天的報告,他嗓子都啞了,幾乎講一句話,就要咳嗽一聲,臉色也不太好。我說找醫生來看看吧,他總是微微一笑,搖搖頭說:‘不要緊,上了一點火,過兩天就會好的’”。

在西朱范村,劉少奇千方百計地接近群眾,經常穿著一身粗布衣服,走村入戶,一見農民就問:“你們村里有農救會嗎?老鄉是不是都參加了?減租減息減得怎樣啦?”等等。而且,他還告訴隨行的工作人員,應該找一切機會和老鄉交談,看看黨的政策貫徹得怎樣,群眾的反映如何。劉少奇的心血沒有白費,山東的工作很快出現了新的氣象。5月4日,劉少奇親自指導山東分局作出《關于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開展群眾運動的決定》,并抽調300 名干部組成工作團,率先在莒南、臨沭縣的9個中心區、30個中心村、120多個外圍村開展“雙減增資”運動。不到2個月的時間,整個山東根據地的群眾都發動起來了,減租減息運動在根據地迅速開展。1942年6月,僅濱海根據地的一個縣進行“雙減”的村子就達44個,增資人數1322 人,增糧近5萬公斤,減租1191 戶,減租土地達1.1萬畝。轟轟烈烈地“雙減增資”運動,極大調動了農民革命的熱情,增強了全民抗日的群眾基礎,根據地的各項工作呈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在劉少奇的正確領導下,八路軍和抗日民眾團結一心,山東抗日斗爭由被動轉向主動,一個有武裝、有群眾、有政權三位一體的抗日根據地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圓滿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所托付的力挽山東危局的重任,并為山東根據地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揭開了山東抗日斗爭嶄新的一頁。西朱范村也由此載入抗日戰爭的偉大史冊里。

(作者單位:東?h委黨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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